我是1982年初大學畢業(yè)的，入學前在工廠干了兩年。因為學的是經濟專業(yè)，用我們校長的話說，“經濟學院的學生干經濟工作，就是專業(yè)對口”，所以，我就干了一輩子與經濟有關的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　　上學的時候我就有爬格子的業(yè)余愛好，這個愛好一直延續(xù)到退休之后。從沒想在哪個領域整出啥名堂，只是筆隨心走，想哪說哪，專業(yè)論文、時評、隨筆、雜文、影評、散文等等，形式各異，內容龐雜。我是寫統(tǒng)計論文的人里還寫經濟評論的，寫經濟評論的人里還寫電影評論的，寫電影評論的人里還寫時事評論的，寫時事評論的人里還寫統(tǒng)計論文的。幾十年來，大約有2000多篇文章、數(shù)百萬的文字見諸報端，而數(shù)量最多且小有影響的還是與經濟有關的文章。

　　記得我參加工作后不久，《經濟日報》創(chuàng)刊了。學經濟的又從事經濟工作，當然要看《經濟日報》。從此以后，無論工作單位和崗位如何變化，《經濟日報》都是必讀的。退休7年，我也一直自費訂閱這份報紙，一路同行將近40年。

　　作為一個學經濟又愛爬格子的讀者，我當然在讀報的同時也經常有感而發(fā)，向不同報刊的不同版面和欄目投稿。當年經濟日報社在王府井大街277號辦公，有一個雜文時評類欄目就叫“王府井隨筆”。我曾經把該欄發(fā)文作為一個目標，努力使自己的“小評論”向雜文、隨筆方向提升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還真有一些文稿在這個欄目變成了鉛字，比如針對各地紛紛興建“世界公園”而寫的《“世界”有幾多》，針對“洋雞”“國雞”一哄而起而寫的《我們不會天天開百雞宴》，等等。1996年年底，我接到來自經濟日報的會議通知，并請假獲準，來到遷至白紙坊東街2號的報社新址，參加評論部關于辦好“王府井隨筆”欄目的座談會，見到了時任部主任張曙紅老師和當時還是小姑娘的齊東向老師。會后大家一起在報社食堂用餐，時任總編輯艾豐老師還過來看望了與會作者。記得我當時表達的第一個想法就是，雖然報社從王府井搬到了白紙坊，但這個欄目最好不要改名，因為王府井是一個響當當?shù)牡孛�，期待“王府井隨筆”也能成為一個響當當?shù)钠放啤?/p>

　　這次會后，我更加頻繁地給“王府井隨筆”投稿，也不時有拙作見諸報端。比如針對一些地區(qū)一哄而上葡萄酒廠而寫的《葡萄酒，悠著點兒來》、針對行賄受賄現(xiàn)象而寫的《先有雞后有蛋》、針對麥當勞開售公交月票而寫的《公交月票與麥當勞》……1999年，作為首都報業(yè)“仙人掌叢書”之一，評論部出版了張曙紅老師主編的《假如都來真的——經濟日報“王府井隨筆”雜文精萃》，其中收入了我的兩篇雜文，即《“世界”有幾多》和《說說打折》。2002年，齊東向老師通知我，評論部主辦“發(fā)展就在我身邊”征文，于是我就寫了發(fā)了《今天和昨天不一樣》。

　　除了評論部編發(fā)的雜文、隨筆，無論作為畢業(yè)于經濟專業(yè)的經濟從業(yè)者，還是作為京城市民，我對《經濟日報》涉及的許多經濟話題同樣關注，也常常有感而發(fā)，變成鉛字見諸于不同版面和欄目。比如在每周末見報的副刊“星期話題”專欄上呼吁《讓更多人走進博物館》、思考《我們是否需要大上“零售航母”》、探討《北京舊城改造能否實現(xiàn)雙贏》……我還在“企業(yè)文化”專版評說“廣告與企業(yè)文化”，在“經濟與法”專版論述“怎樣才是愛護企業(yè)”，在“理論周刊”分析“如何振興國產重大裝備”。

　　記不準是哪一年哪一日起，《王府井隨筆》這個欄目還是消失了，而評論部主辦的言論園地卻從一個欄目擴大到一個整版，且從不定期發(fā)展到每個工作日加一個周六。容量大了，我投稿和見報的頻率也隨之上升。僅2013、2014兩年，就在“經濟時評”版上發(fā)了20多篇評論文章，如《耕地紅線要牢牢守住》、《既看顯績，又看潛績》、《簋街為什么依然火爆》，等等。投稿、發(fā)稿、約稿、改稿的過程中，又與馬洪超、楊開新、牛瑾等多位新晉老師建立了工作聯(lián)系。

　　2014年5月，有政府部門官員提出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跨入“中高國家行列”，在社會上引發(fā)不同反響，報社希望我寫一篇理性分析文章。于是，一篇《我國人均GDP質量確需提升》刊發(fā)于五版頭條“正本清源理性看”專欄，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果，新浪網(wǎng)主頁在“新聞”和“猜你喜歡”兩個欄目同時顯示，若在百度搜一搜文章標題，至今還可出現(xiàn)多條相關鏈接。

　　同年6月19日，是一年中白天最長的日子，下了班天依然很亮。我正準備去繼續(xù)走京城胡同，楊開新老師打來電話，說國家領導人近期參加國際活動時多次談及中國有信心完成7.5％的年度增長目標，卻有媒體過度解讀說“即使7.49也是沒完成”，因此需要寫一篇文章予以回應，當晚10時就要交稿。于是，我放棄逛胡同的計劃，趕緊回家，按時完成了任務。第二天，一篇《不要把7.5％當作一個“絕對數(shù)”》的言論見諸于《經濟日報》頭版。楊編輯后來告訴我，該文當天就上了中國政府網(wǎng)的要聞位置，并與領導人出訪消息排在一起。

　　2016年9月30日，京津兩市同時推出一系列調控措施，拉開了中國房地產市場范圍最廣、持續(xù)時間最長的樓市調控序幕。此后數(shù)年，一些地區(qū)又曾多次出現(xiàn)試探性的松動反彈。我多次在《經濟日報》和其他媒體發(fā)文，強調要堅持調控方向、堅持“房住不炒”定位不動搖，不能為短期經濟增速而給投資投機性購房重開方便之門。幾年來，僅在經濟日報評論部的約稿中，我提及2016年9月30日這個時間點的文章就有22篇。2018年新年伊始，《經濟日報》時評版首次推出專家系列評論，1月2日的開篇就是“潘璠看樓市”，連發(fā)4篇。同年8月，“潘璠看樓市”再發(fā)4篇，中心思想仍是土地財政不可持續(xù)、加快建立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。

　　最近兩年，由于身體原因，我給《經濟日報》寫稿投稿少了，但依然訂報看報，時時關注著報上的新聞和報社的信息。這不，看到《經濟日報》創(chuàng)刊40年的征文活動，我就想起了“我與《經濟日報》的往事”。

　　（作者潘璠系國家統(tǒng)計局統(tǒng)計科學研究所原所長）